清顺治年间，饱经战乱的江津已成为“虎狼之穴”，老虎甚至可以“翻屋登梯，号为神虎”①。而道光《綦江县志》卷１０载綦江“群虎白日出没，下城楼窥破　残人户。……行者虽五、七同群，执器械，前后中间必有一失。”群虎于白日出没于城乡，而且敢袭击手执器械的一群人，这种虎灾情况在重庆府属的荣昌县也有所见，光绪《荣昌县志》卷１９载，张懋尝率８人赴荣昌县上任，入城后竟然看不到人的踪迹。天将暮，一群老虎突然窜出，其中的５人当即丧生虎口。营山县“顺治七年人民稀少，虎患大作，昼夜为害。凡耕作必会集方敢偕作，然其来疾于掣电，往往攫人于广众之中，同榻之上”②。与重庆府接壤的叙州府也是虎患多发区，乾隆《富顺县志》卷５记载，该县至清初“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不见一人驰逐之。其胆亦张，遇人即撄，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残黎之多死于虎。”县城北门玉水井街一带，“久成虎穴，寥寥居民，无一人敢从此采樵。”这些说明清初重庆、叙州的虎患，已不是单一地发生在深山老林地区，而是多发生在城乡居民区。老虎的数量之所以相当可观，是因为“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虎袭击人时基本上都是成群结队进行，这正反映了战乱给四川造成的破败萧条窘况。由于老虎成群出没，所以即使民众集体持械外出，也难以抵挡虎的袭击，沈苟蔚在《蜀难叙略》中记载：自顺治五年至八年春的三年多时间里，“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人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若取水，则悉众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终有死者。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馑疫疠者，又尽于虎矣。虽营阵中亦不能免其一二。”连军营中的士兵都难免为虎所杀，真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