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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有关李政道\杨振宁之争的资料

  作者:潘辰

  核心提示:

  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因为推翻宇称守恒获得 1957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而李
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问题是以他为主解决的论据,与过去文献的事实不符。

  研究膺标量是解决宇称不守恒问题的突破口。李政道说他 1956 年 4 月独
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这与文献不符。从 2004 年以前李写的有关宇称不守恒工
作历史的文章中,说明他是在 1956 年 5 月才清楚应该研究膺标量的。吴健雄
和史瓦兹的回忆也都不能证明李曾在 1956 年 4 月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将研究方向由奇异粒子转向 ? 衰变是推翻宇称不守恒工作关键的发展,它
是杨振宁提出来的。早在 1950 年杨就在? 衰变方面做过研究,熟悉这个领域,
而李是在 1956 年 5 月和杨振宁讨论后才要去向吴健雄借 ? 衰变的著作来读。

  关于文章署名顺序问题,李政道曾责备杨振宁不遵守学界习惯,按合作者姓
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署名。但从那时期李和别人合作的三篇文章的署名看,
也有合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在李之前,可第一作者都是李的情况。

  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先生因为推翻宇称守恒获得1957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诺贝尔科学奖,中国人都引以为傲。李在 1971 年发表文
章,宣称这项工作是以他为主,杨为辅 (李政道《弱相互作用的历史》,1971);
杨在 1983 年列举事实说明李的叙述不实 (Yang, Chen Ning,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W.H. Freeman Co., San Francisco 
1983 pp.26-31); 2004 年季承等编了《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李政道答
<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及有关资料》(季承、柳怀祖、滕丽编,甘肃科学出版
社 2004 年版,以下简称为《答记者问》)一书,进一步宣称这项工作是李突破
的;今年季承又推出《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 年版),重复了《答记者问》一书中关于李、杨之争李的叙述。据季承自
述,出版本书得到李的支持、指导和提供材料 (《济南时报》2010 年 1 月 8 
日),出版之前,李看过本书的初稿 (《广州日报》2010 年 1 月 9 日)。该
书出版后物理学史学者,物理学教授杨建邺撰文指出了书中好些让他“无法理解”
之处 (《中华读书报》 2010 年 3 月 3 日),接着杨振宁为文澄清了书中几项
错误或歪曲的叙述 (《中华读书报》 2010 年 3 月 17 日)。

  虽然季承说他“所采用的材料都是有资料可循的。” (《济南时报》2010 
年 1 月 8 日),可是那两本书中的叙述,除两位杨的文章中指出的问题以外,
还有许多和文献资料不符。这些资料包括《答记者问》一书所附九篇参考文献,
其中有三篇还是李自己过去写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李政道《弱相互作
用的历史》,1971、《破缺的宇称》1986,《往事回忆》1988)。下面是两位杨
的文章中没有指出的另外几项和文献所载不符合之处。

  李说他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和文献不符

  1、 想到要研究膺标量是解决宇称不守恒问题的突破口。《答记者问》一书
中李提出他在 1956 年 4 月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可是 2004 年以前,李写
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中,都写道他是在 1956 年 5 月才清楚应该研究
膺标量的。现将李《答记者问》书中所述和 2004 年以前李写的有关内容对比如
下:

  (1)《答记者问》中李说,他在 1956 年 4 月独立地想到要测量膺标量:
“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 1956 年 4 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
关。 ”(《答记者问》P3)又写道“要解开 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膺
标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答记者问》P6)

  (2) 可是从1971 到1988 年,李都说他是在 1956 年 5 月才清楚应该研究
膺标量的:

  1971 年李写道: “...我从吴健雄那里借到一本齐格班编的有关β衰变
的权威著作,...在我们把齐格班的书通读一遍之后,重新用新的相互作用推
导了所有的那些老的公式,我们就十分清楚了,在那个时候,甚至连一个能证明
在β 衰变中宇称是守恒的实验证据都没有。这说明我们是多么愚蠢!...缺
少证据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没有人做过任何努力去从看来好像
左-右对称的安排中专门挑出膺标量进行研究。”(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
文献 P143-144)

  1986 年李作了同样的叙述:“...我们很快读完了齐格班的书,...,
不存在证据的理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人曾试图从看来似乎是左-
右对称的安排中去观察一个膺标物理量。(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 
P243-244)

  1988 年李又一次写道“..我们循 齐格班的书的路线疾速行进,..没有
证据的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在看起来左右对称的条件
下观察一个物理上的膺标量。(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 P265-268)

  那么,李是在什么时候借到齐格班的书的呢? 1988 年李还写道:“5 月初
的一天,他 (按:指斯坦伯格 [Steinberger]) 来看我 .. .。第二天早晨,
杨振宁从布鲁克海文开车到哥伦比亚大学,我们深入热烈地讨论了一天 ... 。
我们分别后各自检查β 衰变中的宇称问题。β衰变当时已是一个历史很长并且
积累了大量知识的领域。...吴健雄是世界上在这一领域的大专家。...我
于是拜访了她,...。她对此极感兴趣,并借给我齐格班编辑的β衰变的权威
著作。”(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 P265-268)

  很清楚,按照李过去多次写的,都是在1956 年 5 月借到一本有关β衰变的
书,读过那本书,经过计算,才清楚要研究膺标量的。

  2、 吴健雄和史瓦兹都没有证明李曾在 1956 年 4 月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在《答记者问》书中李写道,吴健雄 1972 年和史瓦兹 1988 年的回忆可以
证明,他曾在1956 年 4 月上旬独自想到要研究膺标量。可是李引用的两人的回
忆,都没有显示 4 月初李就想到要研究膺标量。

  (1) 李所引吴的回忆是:“1956 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
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τ-θ之谜。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
称不守恒,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
去测量膺标量 <σ?p>,这里 p 是电子的动量,σ是核的自旋。”(《答记者
问》P11)李在 1988 年写得很清楚,他是在 1956 年 5 月,和杨讨论后清楚了
要研究膺标量,然后才去拜访吴的(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 P265-268)。
很清楚,吴回忆的是发生在 5 月初的事。

  吴称 5 月初为早春并不奇怪,吴的办公室在纽约,1956 年纽约市春暧的天
气来得晚。根据纽约市的气象记录,那年 4 月纽约市还下了 10 厘米的雪,平
均气温不到 12。C,  5 月份气温升上去,才会有春天到来的感觉。

  (2)  李所引史瓦兹的回忆是:“当他 (按:指史瓦兹的共同工作者斯坦伯格) 
在会后 (按:指 1956 年 4 月3 日到 7 日的罗彻斯特会议) 与李政道讨论二面
角的分布时,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 Φ 
= 0 到Φ= 2π 进行划分。” (《答记者问》P7) 史瓦兹接着写道:“我们又
重新分析了这些数据 , ....,不足以得出什么结论。”(译文见(《答记
者问》参考文献 P254-255)由此可见,李的建议并没有引出宇称不守恒的突破。
史瓦兹的回忆中,并没有李向他提出要研究膺标量之事。

  3、2004 年前的文章中都没有李曾提出要研究膺标量的记述

  不仅 1971-1988 年李三次发表的宇称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弱相互作用
的历史》、《破缺的宇称》、《往事回忆》),都只是说他在 1956 年 5 月清
楚了要研究膺标量,并没有说他曾独自提出要研究膺标量。美国物理史学者,物
理学教授富兰克林 (Allan Franklin) 1979 年写的《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
现》的长文中更完全没有李曾想到要研究膺标量一事。富兰克林在文末提到他曾
几次和李交谈,李并向富兰克林提供了他没有发表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历史的文章。
如果李真曾提出过要研究膺标量,不可能不告诉富兰克林;告诉了富兰克林,富
兰克林不可能不将这样重要的事情写进宇称不守恒发现历史的长文中。富兰克林
的这篇文章也被收录在《答记者问》中(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 
P152-232)。

  4、李、杨两人宇称不守恒文章发表 48 年后的 2004 年,李却突然提出是
他首先想到要研究膺标量的。如果真有此事,为什么从 1971 到 1988 年所有李
写的三篇宇称不守恒发现历史的文章中都不提这关键之点(《弱相互作用的历
史》、《破缺的宇称》、《往事回忆》),也不告诉写宇称不守恒发现历史的富
兰克林(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 P152-232)? 由此可见,要研究膺标量
不可能是李提出来的。

  将研究方向由奇异粒子转向β衰变是杨振宁提出来的

  1 将研究方向由奇异粒子转向β衰变是推翻宇称守恒工作关键的发展,李、
杨两人推翻宇称守恒的文章提要的第一句话就是:“本文检验了β衰变 ...
中的宇称问题。...。” 正文的第一节的标题是“目前宇称不守恒的极限”,
第二、第三节的标题分别为“β衰变中的宇称守恒质疑” 和“β衰变中宇称守
恒的可能的实验验证”。(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 P92-104)后来吴健雄
等震动整个物理界的,推翻宇称守恒的实验也是在β衰变领域中的。

  2、早在 1950 年杨就在β衰变方面做过研究 ( C.N.Yang, J.Tiomno,Phys. 
Rev. 79:495-498 [1950] )熟悉这个领域,李却在 1956 年 5 月和杨讨论后要
去向吴健雄借β衰变的著作来读。(译文见《答记者问》参考文献 P241-242),
可知李那时还不熟悉此现象。

  3、由此可见,推翻宇称守恒工作这关键的一步,转向研究β衰变,不可能
是李提出来的。

  杨早就是重要的粒子物理学家

  1、宇称是否守恒是粒子物理的问题。《答记者问》中李写道:“1953 年以
前,真正研究粒子物理的理论物理学家,也必须精于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
体物理。...杨振宁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领域里从来没有工作
过。” (《答记者问》P32)按此,杨就不是粒子物理学家,研究宇称是否守恒
当然只能是以李为主的了。

  2、 在《答记者问》中,李还写道:“50 年代时粒子物理学领域,每年都
举行一次国际性的综合学术会议,地点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大学。因而这个
很重要的会议就被称为罗彻斯特会议。凡是要参加会议的,必须收到邀请才行。”
(《答记者问》P4) 因此只有重要的粒子物理学家才能参加这个会议。

  	1952 年前杨已经在粒子物理方面发表了八篇重要的论文,从 1952 年
第二次罗彻斯特会议起,杨就接连受到邀请,并参加 1956 年第六次会议的筹备
工作。由此可见,杨早在 1952 年已是重要的粒子物理学家。反观李,则要到 
1956 年才因杨的推荐,第一次得以参加罗彻斯特会议。

  杨是 1956 年时最重要的研究宇称守恒问题的粒子物理学家

  罗彻斯特会议是分专题组进行的,1956 年第六次会议第八分组专题讨论宇
称守恒问题。会议由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 Oppenheimer 主持,在他致开幕
词后,即由杨作长篇大报告,总结了宇称守恒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况,然后是讨
论 (Proc. 6th Annual Rochester Conference, Interscience Pub. New York, 
pp.VIII 1-36 [1956] ).

  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当年最重要的粒子物理学家,如 Dalitz、Feyeman、
Gell-Mann、Markov、Marshak、 Teller、Weisskopf 等。宇称守恒问题首先就
是由 Dalitz 提出来的,Feyeman 和 Gell-Mann 以后都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Teller  被称为美国氢弹之父。 由此可见,杨是 1956 年时最重要的,研究宇
称守恒的粒子物理学家。

  顺便可以提出,在《答记者问》中书中李曾两次写道,他和杨在那次罗彻斯
特会议中都曾提出“宇称可能不守恒。”(《答记者问》P4、21)根据公开出版
的会议的详细记录(Proc. 6th Annual Rochester Conference, Interscience 
Pub. New York, pp.VIII 1-36 [1956] ),杨的确曾在会上提出过宇称可能不
守恒,可是并没有李在会上发言的记录,当然没有李曾在会上提出过宇称可能不
守恒一事。

  杨、李两人早就在共同研究宇称守恒问题

  《答记者问》书中李写道:“1956 年 4 月初我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以后,到 5 月份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对宇称不守恒做了系统性的理论分
析工作。” (《答记者问》P16-17) 又写道“1956 年 5 月初,我接受了杨振
宁的要求,同意他和我和合作 ...。”(《答记者问》P23)可是 1955 年12 
月李、杨两人就已经联名送出过一篇讨论宇称是否守恒的文章 ( T.D.Lee, 
C.N.Yang, Phys. Rev. 102:290-291 [1956] )试图在宇称守恒的框架内解决问
题。虽然他们那时的设想并不正确,然而却证明早在1955 年 12 月以前,他们
两人已在合作研究宇称守恒问题了。

  关于李提出来的文章署名顺序问题

  1、《答记者问》书中李说他和杨最早的分歧发生在 1952 年。那年两人联
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杨署名在李之前。李责备杨不遵守物理学界的习惯,按合
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署名(《答记者问》P36-51)。

  2、 李是否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必需遵守的“习惯”呢?不是的。那时候有三
篇李和别人合写的文章,都有合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在李之前,可
是第一作者却都是李,它们是:

  T.D..Lee,R.Christian  Phys.Rev.94:1760-1767 (1954)
  T.D..Lee,K.Huang (黄克孙),C.N.Yang   Phys.Rev.106:
1135-1145 (1957)
  T.D..Lee,J.Steinberger,G.Feinberg,P.K.Kabi, C.N.Yang   
Phys.Rev.106:1367-1369 (1957)

  显然,李提出“习惯”,只不过是他争列为第一作者的一个借口而已。

  顺便可以提出,上面第二篇文章中的作者之一的黄克孙,后为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物理系的荣誉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有很高
的学术地位,院士中有两百多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1956 年前后,黄正和杨、
李密切合作工作,除上面提到的那项工作外,另外还有两项 ( K.Huang, C.N. 
Yang, T.D. Lee, Phys.Rev. 108:1340-1341 (1957); K. Huang,T.D. Lee, C.N. 
Yang, Stevens Conf. of Many-body Problem [1957]; The Many-Body Problem, 
ed. Percus, Interscience, 165-175 [1963]),当然知晓杨、李两人合作的实
情。2007 年黄克孙在他的 Fundamental Forces of Nature: The Story of 
Gauge Field 一书中写道,“杨振宁和李政道仔细地检查了宇称守恒的实验证据,
意识到在弱相互作用中没有这样的证据。”(K.Huang, Fundamental Forces of 
Nature: The Story of Gauge Field, p.140, World Scientific, [2007])。
2009 年 8 月出版了本书的中译本。黄在中译本的序言中写道:“在 1957 年杨
振宁和李政道大胆地提出自然违反左右对称的建议。”(黄克孙《大自然的基本
力:规范场的故事》杨建邺、龙芸译,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黄在有关宇
称守恒问题的描述中一再提的都是杨和李而不是李和杨,显然,他了解宇称不守
恒问题这项研究是由杨为主完成的。

  小   结

  李政道先生提出宇称不守恒问题是以他为主解决的论据,都和过去文献所载
事实不符。由此引出的结论可信度如何,毋庸多说。

(XYS201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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